核心正文
“痕迹主义”作为一种备受诟病的基层治理异化现象，其核心特征在于将“留痕”这一管理工具异化为工作目的本身。在压力型体制下，基层工作呈现“凡事必拍照、处处要填表、工作即迎检”的非正常状态。其成因是系统性的。从激励机制看，上级部门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，倾向于将清晰可见的“痕迹”作为评估下级工作投入度、执行力的“客观”依据，催生了“以材料论英雄”的考核导向。从风险规避逻辑看，详尽的工作记录（会议纪要、照片、签字文件）成为基层干部在问责压力下“自证清白”、分摊责任的重要“避责工具”。从技术赋能角度看，各类政务APP、工作群在提升效率的同时，也因其即时、留痕的特性，加剧了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，使基层干部陷入“时时在线、处处留痕”的数字牢笼。
这种“为痕迹而痕迹”的实践，导致了多重治理内耗。其一，它挤占了基层干部本应用于实地走访、解决真问题的时间和精力，造成行政资源的巨大浪费。其二，催生了“做得好不如材料好”的逆向激励，扭曲了干事创业的价值取向。其三，大量精心包装的“痕迹”遮蔽了真实民意与问题，导致政策反馈失灵，上级决策可能建立在失真的信息基础之上。
矫治“痕迹主义”需进行系统性的治理革新。首先，必须重塑考核评价体系，推动“材料考核”向“实绩考核”、“群众满意度考核”转变，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估、大数据动态监测等多元评价方式。其次，明晰权责边界，落实“三个区分开来”，建立容错纠错机制，减轻基层干部的“避责”焦虑，使其敢于担当、安心实干。最后，规范技术应用，对各类政务平台进行整合清理，杜绝强制打卡、过度留痕等要求，让技术真正回归“赋能”而非“负能”的本质。
本文要点
“痕迹主义”是压力型体制、避责逻辑与技术工具异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，其本质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。
过度留痕导致严重的治理内耗，包括资源错配、激励扭曲和信息失真，侵蚀治理效能。
根本性矫治需从考核导向、权责关系和技术应用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，推动基层工作重心从“留痕”转向“留绩”与“留心”。
拓展阅读
周振超，《层级分流：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形式主义生成机制研究》，《政治学研究》，2023年第2期。
埃斯平-安德森，《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0年。（借鉴其关于制度比较的视角，反思治理工具与目标的适配性）
数字治理研究中心，《2024年基层数字政务应用负担调查报告》（内部研究报告），2024年。
